學史明理 重溫任弼時的黨性觀
百年來,中國共產(chǎn)黨十分重視黨員的黨性教育學習工作,黨的領導干部更是身體力行。作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之一,任弼時在其豐富的革命實踐中撰寫了《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》《為什么要作出增強黨性的決定》等多篇關于黨性的文章,形成了體系完備、內涵深刻的黨性觀。其中,維護黨的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,善于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和廉潔奉公的政治品格,便是任弼時黨性觀的最好寫照。 維護黨的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的黨性觀 歷史實踐證明,維護黨的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是確保黨堅強有力的重要前提。作為一名優(yōu)秀的共產(chǎn)黨員,任弼時多次在重要場合向廣大黨員干部“強調黨的統(tǒng)一性、集中性和全黨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”及其在革命建設事業(yè)中的重要地位。事實上,在幾次革命危急關頭,任弼時都堅決地以實際行動維護黨的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,充分表現(xiàn)出共產(chǎn)黨人堅定的黨性觀。 在長征途中,張國燾企圖另立“中央”,分裂僅存的革命力量,使中國革命一度處于危險境地。時任紅二方面軍主要領導人的任弼時得知消息后,立即采取行動。他首先了解有關情況,仔細閱讀卓木碉會議的會議記錄。在全面深入地了解會議內容后,他沒有任意批評在那次會議上有過錯誤表態(tài)的同志,而是誠懇地對他們說:“必須考慮到,我們還在長征當中,艱難困苦,人間罕見,團結一致比什么都重要。自立‘中央’,已是我們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分裂危機,既然宣布取消了,為什么還不服從黨中央的統(tǒng)一領導?”此番講話效果顯著,獲得了廣大官兵的一致認可,較好地維護了黨的團結與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。 1937年11月底,王明回到國內后,他的特殊身份極具欺騙性和迷惑性,他的錯誤觀點一度引起黨內極大的思想混亂。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,任弼時于1938年3月來到共產(chǎn)國際。在莫斯科,任弼時先后通過書面報告提綱、口頭說明和相關補充,把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和客觀要求向共產(chǎn)國際進行了全面的介紹。6月11日,共產(chǎn)國際執(zhí)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《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》,確認毛澤東與“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”。除此之外,任弼時還經(jīng)常撰寫文章,宣傳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政策和毛澤東思想,從而為維護黨的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、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核心地位作出了巨大貢獻。 延安整風時期,任弼時用事實揭露和批評以王明為代表的機會主義,并要求所有人從中吸取教訓。他指出,要克服這些影響,就必須加強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,從而更好地堅持黨的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。1941年下半年,任弼時結合歷史和黨內外現(xiàn)實情況,在《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》中旗幟鮮明地指出:“我黨的基本組織原則就是:個人服從組織,少數(shù)服從多數(shù),黨的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,全黨的各個組織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。這對于任何一個黨員都是毫無例外的?!彪S后,他為中央黨校學員作了題為《為什么要作出增強黨性的決定》的主旨報告,系統(tǒng)地闡釋了關于維護黨的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的重要性及相關途徑,進而為推進整風運動、加強黨的團結統(tǒng)一奠定了良好基礎。 善于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的黨性觀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(chuàng)造者與推動者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,始終奉行人民至上的宗旨,將群眾工作放在首要位置。在艱苦的革命戰(zhàn)爭時期,任弼時多次強調,我們黨是為無產(chǎn)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謀利益的政黨,是同人民群眾有著密切聯(lián)系的政黨,明確表示“每個黨員有無黨性的起碼條件”,就看他是否“與群眾融成一片”,是否具備“應有的群眾觀念”。同時,在革命實踐中,任弼時也不遺余力地建立與群眾的親密聯(lián)系,提高黨在群眾中的威信。 1936年5月,紅軍第二、六軍團集結于滇西北高原的中甸附近,專門召開了關于民族政策和群眾紀律教育的一次會議,在會上任弼時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:“餓肚子餓不掉為群眾服務這顆心,大家一定要維護群眾利益,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?!痹陂L征勝利會師后,任弼時反復向黨內工作人員強調,經(jīng)濟發(fā)展和群眾利益始終是動員群眾堅持斗爭的關鍵因素,是組織和動員群眾的最重要手段。而且,他多次強調,革命不是為了個人利益,也不是為了個人名譽,而是為了人民群眾的解放和利益,“所以我們在一切工作中,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(fā),從照顧群眾的經(jīng)驗出發(fā),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(fā)”。全面抗戰(zhàn)時期,最重要的任務是動員、組織和武裝人民抵抗日本的軍事侵略。其間,任弼時在八路軍軍部工作會議上指出:“使軍隊受到人民愛戴,成為動員群眾的組織者和領導者,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在不損害群眾利益的前提下解決群眾的問題?!?BR> 任弼時善于謙虛地向群眾學習,并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。他強調,只有向群眾學習,才有辦法更好地指導群眾的行動。1947年,晉綏解放區(qū)在展開土地改革工作中一度出現(xiàn)了急躁冒進的現(xiàn)象,并出現(xiàn)了錯劃階級成分的問題,導致“左”傾錯誤蔓延并影響了其他解放區(qū)的土地改革運動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,同年11月,任弼時趁著在陜北錢家河療養(yǎng)的機會,不辭辛勞,抱病對30多個村莊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,聽取了群眾的意見,撰寫了《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》的報告,為后期土地改革運動的成功展開指明了方向。 永葆黨員廉潔奉公的黨性觀 打鐵必須自身硬。廉潔奉公是共產(chǎn)黨人的政治品格。任弼時始終以身作則,帶頭踐行廉潔奉公的黨性觀。他提出的“一怕工作少,二怕用錢多,三怕麻煩人”,便是他廉潔奉公黨性觀的生動寫照,也為新時代共產(chǎn)黨員加強自身建設樹立了榜樣。 大革命失敗后,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在毛澤東帶領下,摸索出一條“農(nóng)村包圍城市,武裝奪取政權”的正確道路。其間,經(jīng)過共產(chǎn)黨人的艱苦斗爭,建立了中央蘇區(qū)。那時,生活條件異常艱苦,面對物資極度匱乏的現(xiàn)狀,任弼時果斷選擇和戰(zhàn)士們一起上山挖野菜,過一樣艱苦的生活。他還對戰(zhàn)士們說:“困難只是暫時的,勝利一定屬于我們?!?BR> 全面抗戰(zhàn)期間,面對敵人的經(jīng)濟封鎖,陜甘寧邊區(qū)掀起了一場全民大生產(chǎn)運動,用以解決生活物資嚴重匱乏的問題。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,帶頭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,積極帶領身邊工作人員在延安自己的住地附近開墾荒地。此外,在當時的根據(jù)地,戰(zhàn)士穿衣用布問題也是一道棘手的難題。為盡快解決戰(zhàn)士的穿衣問題,任弼時主動投身紡紗生產(chǎn)第一線,并向三五九旅借來一部紡車。工作之余,任弼時不辭辛勞地學習紡紗技術,在楊家?guī)X的一次軍民紡紗比賽中還榮獲了第一名。 在西柏坡,黨中央準備遷入北平前,有關人員建議給書記處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,用以參加入城閱兵式。任弼時知道此事后堅決反對,并闡述了自己的理由。他嚴肅地說道:“我們是穿著這身衣服打天下的,也能穿著這身衣服進北平。”新中國成立后,在任弼時的家中,一條30年代用過的毯子還在用著,他說:“這是組織上發(fā)給我的戰(zhàn)利品,任何時候都不能丟?!比五鰰r穿著樸素,身上的毛衣穿了10多年,早已破爛不堪,但他照樣穿著。 在當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,面對新的風險與挑戰(zhàn),加強廣大黨員的黨性教育尤為重要。值此之際,重溫任弼時的黨性觀,對于我們加深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“黨性修養(yǎng)”“自我革命”“黨性鍛煉”“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”等重要論述,增強“四個意識”,堅定“四個自信”,做到“兩個維護”,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都具有重大意義。來源:《黨建》雜志 |